对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解除权的行使是双方之间的行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解除权人不能直接起诉，即使起诉，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而不能直接受理并裁判解除合同；也有的观点认为解除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除合同，法院受理后其向对方送达的文书就相当于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因此不应该否认解除权人直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请求解除合同。我们认为，合同解除权本质上是属于形成权，其完全是当事人一方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自行行使，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单方意思表示，是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权利，不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代行。只有相对人对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提出异议并诉至法院或仲裁机构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才有权力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事后审查，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予以确认。因此建议把通知解除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否定当事人不经过通知程序直接提起诉讼来解除合同。这样规定不仅符合立法本意，而且可以节省诉讼资源。前面已经讲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完全是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以行使和完成的权利，无需借助任何公权力来实现和救济。如果允许当事人直接起诉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就使得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目的落空，与解除权的属性不相符。况且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凸显期而司法资源又相对紧张，因此引导当事人依规定积极行使权利，只有在解决不了情况下再求助法院。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纠纷的尽早解决，减轻当事人的经济成本。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是相对合理的。因为法律既赋予解除权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又给了相对人异议的权利，符合有权力就有救济的司法理念。如果相对方对于解除权人权利的行使无动于衷或虽然有异议但却消极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不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话，那么法律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因此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相对人放弃异议权并默认对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相应的合同解除法律后果，解除权人可以根据九十七条规定要求相对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问题在于《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消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消通知到达之日起3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的话，那么对方当事人是享有三个月的异议期限的。实践中有些相对人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利用这个时间差故意不行使异议权以便拖延时间，很明这种情况对解除权人很不利。那么这种情况下解除权人能否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呢？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没有明确，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处理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虽然合同法只明确相对人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也没有禁止解除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权利。因此从保护解除权人权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做扩张解释赋予解除权人类似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是相对人收到合同解除的通知后，有异议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那么合同时自相对人收到通知时解除还是自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起解除呢？如果认为是自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解除，那么就和合同法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相矛盾。如果认为是通知到达时解除，要是法院也确认合同解除的话那么可以追溯到自通知到达时解除，问题是假如法院判决认定合同不解除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明确。我们认为如果相对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话，那么就应以法院的判决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